Unbending Notes
转基因主粮利益问题(18)要用制度经济学分析争议焦点
这几年，有关中国转基因问题的争议，从“转基因”应不应该？到“转基因食品”该不该吃？再到“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有无安全性问题？
本人作为见证中国农业/生物教育从1979年开始引入“分子生物学”、目睹农业部门从1985年就建立转基因木瓜种苗工厂，2010年就亲历反对转基因的人在外交场合行动。历时4年的国内外转基因问题调查、采访，再加上从小（1975年之前）就生活在广东潮汕地区那些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的叔叔、阿姨中间，本人相信：在中国，关于粮食问题的安全解决惟一出路只有“转基因育种”的结论，有点似2006年工信部副部长在全国会议上讲“......下一代网就是因特网下一代网，传统意义上说就是现在采用的IPv4，IPv6，乃至向IPv9延伸”（http://tech.sina.com.cn/t/2006-11-16/10411240304.shtml）让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甚至全球互联网专家都闻之莫名其妙的道理类似，它是本人从2004年12月20日开始跟踪调查并被告上法院的一个案件（http://w.org.cn/user1/4/subject/72.html）。
本文之前一篇，华中农业大学法学院刘旭霞教授在科学网文后留下这个评论：
刘旭霞 2013-11-19 16:10 沈先生能否解释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公众利益警示机制”？
刘教授的问题，其实在本人写这个系列中已有一环扣一环讨论，如果要一个严谨的说法，那么请用制度经济学（http://baike.baidu.com/view/482272.htm）角度去分析中国转基因主粮利益问题争议焦点，应该比较清晰。
在这么多年的中国农业、畜牧业现代化之路中，中国国情需求，特别是地区发展经济不平衡造成的商品化问题，如果从粮食生产安全角度，以过渡追求转基因主粮商品化作为13亿中国人民的终极目标，这肯定是风险很大，没有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本人不是职业研究转基因问题，但是以自己的兽医、产业经济专业背景，加上近4年来的采访结论。
如果要直接地讲，我只能问二个问题：
为什么不多进口一些东南亚优质大米解决中国粮食缺口，非要进口饲料大豆进来给人吃，又不敢保证讲绝对安全（饲料粮给人吃能安全吗）？
为什么不多支持资金提高杂交有机水稻生产（产量比普通杂交水稻大幅提高），非要投入1200亿元去研究种子由外国公司控制的转基因水稻种植商品化，引起公众、消费者心理恐慌？
这二个问题都涉及到公众利益的问题，当这种公众利益出现风险时，制度经济学设计必须有一套预警机制，仅仅靠规制，特别是10年前甚至更早的规制去预警，往往是行不通的。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譬如，中国及全球互联网发展过程的治理问题（IGF），转基因主粮利益问题同样如此。
法律学者应该从给制度经济学升级的角度，去加快规制的完善，而不应该用“己经很完善”去做俺耳盗铃式解读，因为这无助于现实矛盾的解决，只会火上添油。
有关转基因主粮利益问题的讨论，本文先讨论到此。
沈阳（sz1961sy）
1:23 2013-11-20 写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