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bending Notes
亚太互联网技术组织需要更多中国专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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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5 11: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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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主持：沈阳 互动网站：域名经济·中国 http://www.dnsnews.cn 3月5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际会议展览中心（KLCC）三层第二大会议室，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9次会员大会（APNICMember Meeting,简称AMM）在这里召开。这个可以容纳400人的会场，在这一天近八成座位都坐有人。这是自2月23日亚太区互联网三大专业会议召开以来，除了3月1日下午的欢迎开幕式以外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在这一天的会上，有两件重要事情让很多参会代表认真地参与：一件是APNIC执委（EC）改选，一件是APNIC政策小组一系列IP地址分配政策进行大会辩论之后表决。 EC点票：发现点票流程存漏洞 3月5日，有3位APNIC执委(EC)到期必须改选，共有6位候选人进行角逐。其中日本JPNIC代表前村昌纪(主席)、中国香港代表郑志豪教授、中国教育网代表马严教授这三位到期执委参加连任竞选，而另外三位候选人分别来自印度政府机构、澳大利亚电信企业及澳洲一家安全咨询机构（曾任过一届执委）。投票分在线、委托授权及代表现场投票三种形式，并征集第三方监票员。点票由现任执委吴国雄教授担任临时主席。
但是，点票开始时，大家就发现其中一位监票员（他负责唱票）是现任的AC（APNIC派任ICANN担任支持组织委员）印度的NareshAjwani先生,而到会场投诉。投诉人认为：他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CEO，也是印度ISP协会主席，也是另一企业老板，同其中的来自印度政府机构候选人有利益相关者关系，不适合当监票员。
结果是：包括他自己、来自印度政府机构候选人、多位印度代表都极力想证明投诉人所说问题不存在。
然而，在来自TWNIC的华人吴国雄教授征求另外二位现任执委（一位是澳洲、一位是韩国）及APNIC总裁的意见之后，决定此人违反选举流程，不允许他负责监票。
选举监票工作由来自欧洲的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代表担任，最后前村昌纪以1523票、郑志豪以1444票、马严以1253胜出连任执委。而这场“监票员风波”暴露出APNIC在执委投票及点票流程上存在有漏洞。主要是还未实施其他几个地区的电子投票系统，必须人为监票统计。 IP地址分配政策提案讨论 也是在3月5日，APNIC的政策小组（Policy）讨论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张颖豪先生和同事赵巍女士提交的《Prop-081提案》。《Prop-081提案》建议在最后一个A地址块的IPv4地址分配中,允许APNIC对终端用户的直接分配（Assignment），因为目前IPv4的分配政策是：同时允许对电信服务运营商的分配（Allocation）和对终端用户的分配（Assignment），但在最后一个A地址块的分配政策中就只允许对电信服务运营商的分配，使gTLD、互联网交换中心等用户无法直接向APNIC申请可携带的终端用户分配，而必须向上游电信服务运营商申请地址，而上游电信服务运营商由于受最后一个A地址块仅允许一个单位分4个C地址块的限制，增加了申请的难度。
在讨论中，该提案受到了较多的支持，但由于最后一个A地址块的分配政策的作者强烈反对未能通过，但是张颖豪先生和同事赵巍女士在激烈的辩论中有理有据的论点与统计数据还是引起了不少共鸣。 需要更多中国专家参与APNIC决策 记者参加了这次为期一周的亚太区三大专业会议，只是在这会议最后一天了目睹两场如此激烈的舌战，这也是自2002年参加全球互联网专业技术组织会议采访以来的第一次。在APNIC执委角逐中，记者看到了华人执委吴国雄教授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并且由此而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终于让大家对APNIC执委选举程序公正性有了共识。而在《Prop-081提案》未获通过事件中，记者听到参会几位专家这么讲：“中国参与人太少，势孤力薄，人家反对起来很容易”，“我们中国提的政策本来有很大支持面的，就几个人反对，如果我们人多势众，多发表意见估计他们就不会反对了，对他们没什么不利影响。”
参加了几天会议、来自中国教育科研网络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朱爽副教授那天听完提案辩论和见到政策小组联合主席张颖豪主持几次会议的表现，就十分称赞这位没有留学背景的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生在会议上据理力争的口才和专业表达。
记者从3月5日目睹Policy讨论和APNIC执委(EC)选举的情况，除了进一步了解Policy讨论自下而上的机制和PDP流程外，也发觉除中国大陆外，其他国家、地区参与的专家人数越来越多。尽管这几年CNNIC已经有多位专家加入到APNIC、APTLD的执委、工作小组中担任领导，增加了国内同行参与国际特别是亚太区互联网政策的制定和决策中，然而由于同日本、韩国、印度、澳洲等国以及港台两地专家相比，参会专家人数少、会上发言的号召力不强、组织大家达成共识（这往往是涉及专家之间沟通深度、甚至更多私交关系）的经验欠缺，造成国际上比较难以听到中国专家的方案被大家所接纳。而大家不积极参与,互联网政策永远是外国人的调子。因此，需要更多中国专家参与APNIC决策，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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